不抵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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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抵抗政策,即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窃据东北,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采取所谓的“消极政策”(但无确切史料可查蒋授意张消极抵抗或不抵抗)。
1931年11月以后,日本拒绝按国联要求退回事变前原地,并意欲夺取扼守入关通道的战略要地锦州。在锦州问题上,南京国民政府与张学良之间反复磋商逾月,蒋介石表示“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 [1]  ,张学良也表示“对锦必尽力设法固守”,并前后三次致电南京请示战和决策及寻求援助,但始终不见援助,奉命守备锦州的东北军将领荣臻更厉词批评:“中央不拨一分粮饷,不发一枪一弹,只在发命抗敌,显然有意徒令东北军牺牲,故置东北军于死地”。 [2]  张学良为了保存实力只好放弃锦州。 [2] 
中文名
不抵抗政策
背    景
九一八事变
主要人物
蒋介石、张学良
提出时间
1931年11月以后
影    响
张学良被骂为“不抵抗将军”
属    性
政治军事术语

不抵抗政策政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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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南满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按预定计划炸毁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湖一段铁轨,并诬为中国军队所为,随后,关东军炮击北大营,并大举进攻沈阳,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了…… [3] 
九一八事变后的报纸 九一八事变后的报纸
面对日本的武装进攻,东北地方当局毫无思想准备。1931年9月18日当晚,驻守北大营的第七旅高级军官,自旅长王以哲以下,大都在外未归,仅有参谋长赵镇藩在营中。日军的进攻刚一开始,赵镇藩就立即用电话向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报告和请示,随后又直接向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报告,荣命令部队不要抵抗,并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一起将情况急报时在北平就医的张学良。正在北平前门外中和戏院陪人看戏的张闻讯立刻赶回养病的协和医院,接通荣臻电话后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得到张指示的荣臻随即发布了一道极为荒谬的不抵抗命令,第七旅官兵必须“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3] 
对于正被日军炮火猛烈攻击的第七旅官兵而言,荣臻的命令完全是不可理喻。经过赵镇藩反复请示,荣臻才算发了善心,同意让第七旅在必要时可以向东移动。次日凌晨3时第七旅向东突围而出,有些军官坚持服从荣臻的命令不肯离开,最后被士兵强行架走,电张学良,报称:“日兵自昨晚10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实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总算没有以挺着死的方式为国捐躯。”张对此表示认可,在19日同《大公报》记者谈话时表示:“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枪械,存于库房,昨晚日军以三百人攻入我军营地,开枪相击,我军本无武装,自无抵抗。” [4]  不抵抗主义就此粉墨登场。 [3] 

不抵抗政策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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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九一八时期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洪钫回忆说:蒋介石于8月16日,曾有一《铣电》致张学良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这个《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长官,一体遵守。《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4页。洪钫当时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随同张学良在北平办公,因此,他的回忆有相当的权威性。此外,还有另一个当事人赵镇藩的回忆,他说:当年8月,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曾到北平向张学良汇报日军情况,回来后传达说:张副司令已经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外交解决。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非暴力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他写道:接着又接到张学良转来的蒋介石的《铣电》(八月十六日),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4页。赵镇藩当时是第七旅的参谋长,北大营的守卫者。他的回忆也应该有权威性。一个洪钫,一个赵镇藩,两个当事人的回忆都证明有《铣电》,则《铣电》的存在似乎不容怀疑。 [5] 
不过,《铣电》的存在也还难于论定。这是因为:第一,洪钫和赵镇藩的回忆均系多年后的回忆,只有片断文字。而且,更关键的是,该电始终不见于各种文献档案。台北政治大学的刘维开教授曾遍查大陆和台湾的各类档案,包括保存蒋介石资料最为完整的《蒋中正总统档案》,均不见此电。 [5] 
第二,唐德刚先生在访问张学良时,曾说:“那他这种伪造文件造得好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唐先生这里提到的“吾兄”云云两句,正是《铣电》中的关键词语。然而,张学良仍然表示:“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张学良多次否认“不抵抗命令”和蒋的关系。唐德刚虽然特别引述《铣电》的关键词语以提醒张,但张学良仍然坚决否认。这种情况,似非老年记忆衰退可以解释。据此,《铣电》又似乎从来不曾存在过。前几年,曾有人在书中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毅荻书斋”的展柜中藏有《铣电》原件,经笔者电询该书作者,该书作者自承:“此书不足为据。” [5] 
9月6日,张学良曾有《鱼电》致臧式毅与荣臻等人,电称: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注意为要。张学良。鱼。子。秘印。 [5] 
9月19日上午的东北干部会议,作出的决定就是“一切听各国裁判”。在随后召开的东北外交委员会上,顾维钧提出,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行政院提出抗议,请求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张学良和会议参加者都同意。其后,南京国民政府采纳的就是顾维钧的方案。
蒋介石从上海方面得到沈阳发生事变的消息后,立即致电张学良,要张向外宣传时“力辟”日方散布的侵略借口——东北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无一语谈及军事准备与军事斗争。9月21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在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提出:“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以此时惟有诉诸公理也。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以自卫之行动。”22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要求张迅令青岛海军集合塘沽,以防“与日舰发生万一之意外”。此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都一心一意寄希望于国际联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不曾指示张学良和东北军抵抗。这就说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默认和肯定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 [5] 
蒋介石曾在8月张学良向他报告日军的反常行动时表态,“不要与他冲突”,要“隐忍”。实际上他对“九一八”事变和日军的举动看得很清楚,“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时,而来侵我东省矣”(《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9日)。但如何抵御?他身感“夫我内乱不止……而况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敝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所以应该说两个人都有责任,”曾景忠研究员说。 [6] 
蒋介石于9月21日下午返回南京,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蒋介石同意19日中央常务会议的处置意见,主张以日本侵占东北的事实,先行提出于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诉诸公理,同时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乃出于最后自卫之行动。会议决定:“(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7] 
1931年9月19日上午,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电令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请求国联主持公道。 [8] 
蒋介石于9月21日下午返回南京,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蒋介石同意19日中央常务会议的处置意见,主张以日本侵占东北的事实,先行提出于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诉诸公理,同时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乃出于最后自卫之行动。会议决定:“(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7] 
9月21日,驻烟台的刘珍年师长报告日海军有登岸消息,“究应取如何态度,乞示方针”,蒋的回答是:“日军侵略已提出国际联盟,此时我国应上下一致,严守纪律,确定步骤,勿为日人籍口。故先劝告民众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轨外行动,以待国际之公理与国内之团结,须为有计划之举动。如果其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静镇谨守之。中正。”就是不加抵抗。但对22日熊式辉自龙华请示,“政府要求镇静,但淞沪地位特殊,如日本袭击,应如何处置”,蒋答:“应正当防范,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中正。” [9] 
9月22日,熊式辉自龙华向蒋介石呈报请示:“淞沪为通商巨埠,日舰驻舶甚多,交涉万一不能迅速解决,日方扩大行动,对我要塞、兵工厂及重要机关施行威胁袭击时,我陆海军究如何行动?”23日,蒋介石批示:“应当防范。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同日,蒋介石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指示对日方略:“我应采取正当防范。如日军有越轨行动,我应以武装自卫。” [7] 
1931年10月6日,蒋介石电示张群:“日本军队如果至华界挑衅,我军警应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 [10] 
张氏在日军大规模进攻锦州前夕,即无视蒋介石、顾维钧及南京政府的敦劝,执意将守备锦部队悄悄撤至关内,与此当不无关系。12月21日北平绥靖公署令第二军司令部命令称:“我军驻关外部队,近当日本来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届时,以迁安、永平、滦河、昌黎为其驻地。”张氏不抵抗放弃锦州之意,已了然无疑;其26日致电南京声称““已有牺牲决心”,不过是外交辞令罢了。” [2] 

不抵抗政策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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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九一八”当夜的不抵抗,张学良被骂为“不抵抗将军”,但多年以来一直流传着是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下令不抵抗,张是代人受过的说法。其中最有名的是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在1946年8月15日发表广播演说时称:“‘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东北日报》1946年8月24日)但直到今天,始终无法找到任何一份蒋在“九一八”事变当时命令张不抵抗的电报或手谕。对于当夜是谁下令不抵抗,中国社科院曾景忠研究员有新的看法。
从时间节点上看,9月18日,蒋介石正匆匆登上永绥号军舰离开南京前往南昌督剿江西境内的红军。19日凌晨南京中央党部接到张学良报告“九一八”事变情况电报时,正在舰上的蒋还对此一无所知。19日永绥号军舰到达湖口,蒋才得知消息。“而且所谓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方针,其前提是将‘九一八’发生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单纯地视作前者绝对听从后者的指示命令,这未免将蒋张之间的关系看得太简单了。事实上,东北易帜这种统一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表面的、形式上的。当时国民政府的号令并不能畅通无阻地行于全国,一些地方军政势力拥兵自重、自成体系,东北当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当时亦是如此。”照曾景忠的看法,“张知道如果此时抵抗必败,他在东三省的势力以及在国内的地位将不保”,“会宁愿采取这样的政策”。
事实上,张学良在1990年6月和8月两次接受日本NHK电视台记者公开采访,谈及“九一八”事变时曾坦承:“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当日本记者问他是不是接受了蒋的命令时,张回答:“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
不过,蒋介石显然默认不抵抗主义,此前蒋介石曾在8月张学良向他报告日军的反常行动时表态,“不要与他冲突”,要“隐忍”。实际上他对“九一八”事变和日军的举动看得很清楚,“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时,而来侵我东省矣”(《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9日)。但如何抵御?他身感“夫我内乱不止……而况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敝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所以应该说两个人都有责任,”曾景忠研究员说。 [6] 

不抵抗政策事件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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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7月10日,张学良贸然派军占领"中东路",并将苏联的商船贸易公司、国家贸易公司等驻华机构同时查封,搜查苏联职员·,逮捕200余人,此为"中东路事件"。中苏邦交完全断绝。
1930年3月,国内混战;1931年7月,蒋介石再次集中包括部分嫡系在内的30万军队,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1931年9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进行总动员,出师讨蒋,蒋介石迅速调兵"讨逆"并亲自从南京往南昌督战,至此,国民政府主要军事力量都被吸引在了南方。
1931年,中国人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骗取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马家哨口200余农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侨出境"。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1931年7月5日前完成筑渠。7月1日中国农民愤而填渠毁坝,日本警察以护侨为名开枪打死打伤中国农民数十人,一手制造流血事件。事后,日本歪曲事实真相,在朝鲜各地煽动反华风潮,致使旅朝华侨死伤数百人,财产损失尢数。同时日本借机增兵满洲,为武装侵略东北大造舆论。
1931年6月,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日本借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诬陷中国"损害日韩移民"。
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仍于1931年9月6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这就是所谓的"鱼电"。
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当即指派宋子文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秘密商议。 随后,他又抽调具有对日工作经验的驻日内瓦国际联盟代表蒋作宾出任驻日公使,想要以外交途径来消弭东北的危机。
东北地方当局和国民政府依据蒋介石的对日消极态度错误地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蒋本人在事变当天并不知情,因此张学良对失土丧师应负一定的责任。据《顾维钧回忆录》425(也有438页)页记载:"委员长原已发现他的处境非常困难,早在沈阳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提别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的侵略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
东北军部队多次接受张学良不准抵抗的训令,在日军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自发英勇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1931年9月19日上午8时,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东北军撤向锦州。此后,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或宣布"独立",或继续执行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大部分地区。虽有一部分东北军加入了风起云涌的抗日义勇军,但东北寒冷的气候和稀少的村落,抵抗运动很难取得明显效果。 [11]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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